赏析诸葛亮的为政之道
 

丹东市公安局  马汝武  

  诸葛亮致学有所成,为政有所就,究其原因在于他致学淡泊宁静,为政清正廉洁。淡泊宁静与清正廉洁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淡泊宁静是清正廉洁的前提,清正廉洁是淡泊宁静的政治上的表现。淡泊宁静作为致学之道,目的在于排除各种因素的干扰,以节约致学者的学习时间,提高学习成效;清正廉洁作为为政之道,目的在于排除各种因素的诱惑,以节约从政者的精力,提高从政者的行为能力。淡泊宁静是致学者的一种思想境界清正廉洁则是从政者的一种行为能力,是从政者的政治信用,它是权力者具有感召力和号召力的基础。

  一个国家昌盛与否,根本是个政治问题。政顺,则人和,人和,则国昌。政,顺不顺,人,和不和,决定于权力集团是否清正廉洁。三国时期,蜀国与魏国、吴国相比是最弱小的国家,尤其是在刘备去世以后,刘禅继位,刘禅是一个庸人,但在诸葛亮精心辅佐和谋略下,三国鼎立之局面达70年之久。一个弱小国家之所以能与虎视眈眈的两个大国强国相抗衡、相独立,全仗蜀国政顺人和。在蜀国内,由于诸葛亮清正廉洁的表帅作用,君臣相互信任,大家都是兢兢业业为国家、为社稷而工作,很少勾心斗角,因此内耗内消很小。政顺,人和,国自昌。

  身为一国之丞相,诸葛亮深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也。”。他在向后主刘禅的上表中说:“成都有桑八百棵,薄田十五倾,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别无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治别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淡泊以致学,廉洁以治国。淡泊廉洁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智慧。一个境界不高、庸俗之人,为学为官都是不会淡泊廉洁的。一个人从政能否做到廉洁,取决于他从政的目的,这实际上是个认识问题。一个人对社会对自然对自身的认识不深不透,从政后就不会有正确的目的,无目的或目的不纯,就必然做不到清正廉洁。这也说明国家选人用人的重要性。历代朝廷都非常重视选贤举能,礼贤下士,因为人才是国家的栋梁,社会的财富,如果人才得不到正当使用或用错了人,必然造成国家的不安定,社会的不稳定。治国之道在于举贤。贤者,有德有才之人也。

  清正廉洁,是一种政治信用,是为官者起码要有的政德。但为官者光有政治信用即政德还不行,还必须具备政治资本,也就是说为官者仅廉洁是不够的,还要有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即要有才。过去讲“妇女无才便是德”,这是旧社会的为妇之道。为官者要德才兼备,既要清正廉洁,又要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才能。德是发挥才能的必要条件,只有清正廉洁,为官者才能发挥自己的工作才能。历史上不乏有才不德的为官者,但因不能自我,都以身败名裂、一事无成而告终;也不乏有德无才的,但一生碌碌无为。在从政问题上,德与才是不能偏废的。就治国从政而言,无才之德不是德,无德之才不成才。

  修身与治国,淡泊与廉洁,学成与成就,都是相辅相成的,也是相通的。淡泊与廉洁,虽然一个是致学之道,一个是为政之道,但从主体自身讲,都是为了调节自身的身心状态,减小不必要的矛盾,以利于学习或工作。为官从政者如不清正廉洁,国家、社会的内耗内消自然会很大,因为人与人间的矛盾都是由于利益而引起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心怀鬼胎,在这样的环境里何谈致学?何谈治国?

  淡泊才能致学,廉洁才能从政。淡泊宁静,清正廉洁,不仅是人的品质的表现,更是人的素质的内在。凡致学从政淡泊廉洁者,都是智者,凡智者,致学或从政都淡泊廉洁。淡泊廉洁本身就是一种智慧,是大智。诸葛亮一生致学淡泊为官廉洁,不仅为当时蜀国的大小官员作出了表帅和榜样,而且垂范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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